做人與傳承

做人要穩定、要理智、要像個人的樣子。

他們面對苦難還能保持優雅,身邊擁有的物資這麼少,卻願意和別人分享。

「優雅」不是吃、穿什麼,而是「做人的信念」。

以下文章來源: 新京報

齊邦媛 1924年生,遼寧鐵嶺人,國民黨政界人士齊世英長女,國立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,1969年出任中興大學外文系系主任,1988年從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任內退休,受聘為臺大榮譽教授。對引介西方文學到臺灣,將臺灣代表性文學作品英譯推介至西方世界,卓有貢獻。近年出版回憶錄《巨流河》,在華人世界引起轟動。

2010年,臺灣學者齊邦媛的回憶錄《巨流河》由三聯書店出版,書中的家國記憶感動了無數讀者,這本書也因此成為各種年度好書評選當中最熱門的候選。2011年1月,《巨流河》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,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的口述自傳也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,兩相對照,讀者自有感懷。

教育 寫老師,更寫時代
新京報:看《巨流河》的時候讓我特別感慨的一點是教育,雖然在那樣一個戰火紛飛的年代,但是可以看到你受到了非常完整的教育,不論是學校教育還是家庭教育,包括後來你自己當老師,又把一些理念再往下傳。你用了很多筆墨談南開中學的老師們,對他們也有非常深厚的感情。

齊邦媛:是,我們老師那一代恰好是最後受到完整教育的一代,那些老師都很兇,他們是從小在私塾裏被打大的,所以他們不能打我們,大概很傷心。他們受私塾教育,背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,他們什麽都背,所以什麽都知道,長大以後又進清華學堂,有了很多新的觀念,比如朱光潛去香港念書,朱老師在國外十幾年,就是念書,沒有花樣,所以很紮實。

新京報:張伯苓校長離開海軍一心辦教育,感覺已經在你身上種下了和教育有關的種子。

齊邦媛:當初張伯苓校長真了不起,我相信他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人,他沒有受那麽多的文科教育,他就是說,國家要強,你自己要強,因為你強,中國有你就不亡。那麽簡單的話,他說得那麽誠懇。我年輕的時候,有那樣的老師用那樣的聲音,給我們打的底子蠻厚的。那時全世界所有人來中國,都去看南開中學。現在我們一些南開大學的校友說我們是小南開,我說不是,你們是靠我們出名的。我從小很受張校長感染,覺得校長講的話就是我們應該做的。我想到張校長,就像冰山融化了。

新京報:還有教物理的魏老師,也很了不起,今天的老師不會再這樣給學生打分了。

齊邦媛:對,我前幾天收到一份從大陸寄來的報紙,中間有一頁是梳理2010年去世的文化人,其中就有那個老師,叫魏榮爵,95歲。魏榮爵那四句話真是很棒,我們有個學生考物理交了白卷,在試卷上寫了首詞,意思是,我本來愛文學,幹嘛學物理。魏老師回了四句話———卷雖白卷,詞卻好詞,人各有誌,給分六十。後來那個學生考上西南聯大法律系,畢業以後回北大教書。可惜那批人後來自身難保,很快變成政治犧牲品。一個人說違心之論是很傷心的,朱老師最早被鬥爭,說了很多違心之論,可是不說不能生存。

新京報:所以在《巨流河》裏你把大量筆墨留給了這些老師。

齊邦媛:寫這本書,中間寫我老師很多,我其實是在說整個一個時代。抗戰時候,政府確實困難,但戰區的任何學生那時都可以公費吃飯(不是四川的地方都是戰區)。政府維持20多萬學生的飯費,也是很大一筆錢。我父親在做文化教育的工作,他們做決策,給錢是真的。

傳承 我反對所有過分的東西
新京報:這些後來都影響到你自己作為一名老師傳授知識時的態度?

齊邦媛:是,在臺灣,許多以前的課程連名字都沒改變,大學教育維持相當高的水準。我的學生到美國念書沒有補習英文的,我們這裏很多大學是用原文書。一則翻譯不容易,二則老師也習慣用英文書。我上課用英文教課,有一天不小心說了些中文,他們說,“哦,你會中文吶。”

新京報:這樣教育下來的效果怎麽樣?

齊邦媛:大陸開始煉鋼時,臺灣開始有留學生去美國,臺灣那段時間出了許多科學家,代表一種真正中國人應該有的樣子,受教育,維持基本的倫理。那時候我還跟別人吹,我們的小孩沒有變壞。後來我們的小孩變得也很壞。

新京報:作為老師,你希望學生從你這裏傳承的是什麽?

齊邦媛:我個人最討厭的就是“暴民”,我覺得一個理智的人最反對的是暴民政治,我不贊成任何狂熱的東西,愛情也是,狂熱的東西都不持久。我父親跟我最常說的話是,“任何事情要沈住氣。”我們小孩時覺得沈住氣沒意思,可我後來知道這個很重要。《美麗新世界》和《1984》是我要求每個學生必須要念的書,他們要明白、要想到政治是怎麽回事,而且《美麗新世界》這本書更好。

新京報:你提到了父親,那你受到的家庭教育的部分是怎樣的?

齊邦媛:臺灣小,大家都競爭,所以家庭投入很多,希望孩子能進好的學校、好企業。最近全世界都在討論《虎媽戰歌》,那本書我整個看完了,覺得裏面有的內容也過分,我反對所有過分的東西。所以我寫的東西不過分,憤怒也不過分。我只有對日本人是真正的憤怒。我們從南京逃出來的時候,坐江南鐵路的火車,是個小的窄軌火車,從南京開到蕪湖需要幾個鐘頭,結果,日本人跟著火車炸,火車裏都是逃難的人,後來我們上船又追著船炸。那是我們的國家,為什麽我們這麽大,給他們那麽小的人追。

人生 將來可以“含笑而死”
新京報:你在《巨流河》裏也提到,學生時代很多同學去參加學生運動,你覺得文學和現實的關聯是什麽?

齊邦媛:我就是喜歡文學。其實應該鼓勵少數書呆子,這些人絕對不多。我們同學都參加學潮去了,像我這麽堅持做書呆子的(很少),每個社會都靠少數我們這種人撐著,很多基本東西都是文人傳承下來的。我當初在學校他們認為我不食人間煙火,但是我也沒餓著,我不覺得不食人間煙火的人就什麽都不懂。

新京報:你按照父親的教誨認真讀書,卻也因此被同學們嘲諷。

齊邦媛:我學潮的時候沒參加,他們很跋扈,我不吃人家跋扈的一套。我後來在臺灣教英國文學,英國人最反對法國革命,因為看了很多殘忍,所以英國人養成檢討的習慣,《雙城記》裏有對法國革命最有意思的反映。

新京報:有人評價《巨流河》是把波濤洶湧轉化為波瀾不驚。是什麽力量可以做到這一點?

齊邦媛:心裏頭不甘心吶,我覺得我的故事真的代表很多人,我死了就沒人知道了。我出書時已經80歲,我只想我能不能說一些我能說別人不能說的話。我知道的,在我之後的人都不知道,在我之前的人都死了,所以我要說的是別人不知道的事。我現在說得很高興,我居然還活著。

新京報:如果這些故事沒寫出來呢?

齊邦媛:那就像我父親說的,與草木同朽。我寫這本書時已經80歲了,我自己覺得,坐在那兒也沒死,怎麽還活著,就做一點吧,就這樣。

新京報:書出了以後,想到過會這麽受歡迎嗎?

齊邦媛:不曉得,尤其是在大陸,我覺得和臺灣有生活、思考的距離。他們為什麽有興趣,我猜想是好奇吧?

新京報:有人說你是用個人史寫出了家國史,同時對歷史不仰視也不俯視,所以不光是好奇。

齊邦媛:我除了大的問題不說以外,我說了一些大的背景,這些我以後沒有人知道,我確實在場,看到的比較多。當初抗戰,死了那麽多人,都是很誠懇的人。我的寫作態度是非常客觀的,這就是我人生的態度。我教了大概3000多的學生,我並不是對少數人說話。我希望作品經得起時間考驗,我已經沒有時間了。

新京報:這本書受到關註,你現在是什麽心情?

齊邦媛:如果說“含笑而死”這個詞的話,我想我將來就是,我真的好高興。我無大怒也無大樂,是很平靜的快樂。這是我人生最大的滿足,我覺得最後來不及了,居然完成了,做出來了。我沒有立場也沒有要什麽。

■ 記者手記
抹不掉的只有鄉音
見齊先生那天是正月十五,她的生日,地點是臺北著名的明星咖啡館,她熱情地招呼大家吃好一點,還說要她來買單。一落座她就介紹起咖啡館的歷史,周夢蝶曾經在門口賣過襪子,黃春明、白先勇曾經在這裏寫稿子,自己找他們辦事的年代都來這裏。對店裏的東西,她也熟悉的很,告訴我們,很多菜單是白俄人當年逃難帶來的,以前蔣經國有時也會來這邊吃飯。

已經80多歲的齊先生走路需要借一些手中雨傘的力,可思維卻清晰的很,講起話來喜歡開玩笑,不經意間,就引得桌上的人大笑。她系一條很漂亮的絲巾,是某個學生送的,送了絲巾的學生會要求她系上拍了照寄回來,以證明物品的確有在使用中。每次有學生去養老院裏看她,也會翻找自己曾經送的卡片,看看老師有沒有保存好。這對教出過3000多個學生的她來說,應該是幸福的吧。

關於大陸,她說大概輕易不會再回來了,一來已經沒有直接的親人,二來也不大喜歡跟一些人半深不淺地談話。而盡管這麽多年過去了,她的言語間還能聽出一些東北口音,將其稱之為鄉音吧,是抹不掉的。

本版采寫 本報記者 姜妍
照片由受訪者提供
 
 

Hsien-Hui Tang

Associate Professor, NTUST, Taipei, Taiwa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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